微信红包一来哗哗响咋设置(怎么设置微信红包撒钱声)

校对丨吴兴发?本文5475字阅读10分钟天刚亮的时候,钟鹏醒了。头上的高架桥,汽车开始轰隆隆开过,他钻出帐篷,开始洗漱。早晨7点多,他戴上头盔骑着电动车出发。街面上来往的人里,很

微信红包一来哗哗响咋设置(怎么设置微信红包撒钱声)

校对丨吴兴发

?本文5475字 阅读10分钟

天刚亮的时候,钟鹏醒了。头上的高架桥,汽车开始轰隆隆开过,他钻出帐篷,开始洗漱。早晨7点多,他戴上头盔骑着电动车出发。

街面上来往的人里,很多都是和钟鹏一样的配送员,他们在为数不多的还开着的店铺之间往来,手机不停地响起,涌进来的几乎都是求购信息。去哪里买水果,去哪里买蔬菜,去哪里买馒头,他们的脑子里大多画着一张地图,当需求到来,他们立刻出发。

一袋米,五斤菜,一盒降压药,或者一罐奶粉……困在家里的人们需要的东西,被配送员们像蚂蚁搬家一样运送抵达。

上海曾经有8万外卖从业人员,在疫情影响下,目前这个人数减到了1.1万。

赵鞍惦记着自己没有能帮买到的那一罐奶粉;何艳君记得刚送出的第一单“外卖”; 何敬敬的手机里新涌进的几千人还在不停地给他发信息……作为维持上海运转的螺丝钉,他们都在超负荷地运转。

人人都是配送员

4月13日,陈延山还在隔离中。作为盒马mini北洋泾店店长,近半个月来,他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了线上。线上工作依然繁重,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,他几乎一刻不停,占据最多时间的部分,是对接配送群里的小区居民。

配送群覆盖北洋泾店周边的多个小区,封控开始前,这样的群只有两个,现在已经有28个。每个群少则两三百人,多则五百人,从早上起床开始,陈延山就要不停地在各个群里回复各种不同的需求和咨询,每个群里的群聊通知数字,几乎都是一个省略号

3月28日浦东等片区封控后,北洋泾店原有的配送员队伍几乎“全军覆没”。根据配置,北洋泾店不到1000平方米的店面,共有100名员工,3月28日封控后,店里只剩下19名员工还能正常工作。“其他81人,有的因为管控措施无法出门,有的被判定为次密接,需要隔离。”北洋泾店到了最艰难的时候。

剩下的人,无法再区分岗位。分拣组长林家祥的身份立刻多了起来,除了当组长,他还要亲自上阵拣货、打包、送货,在货物的数量和类别变化中,他管中窥豹地看到了上海封控的一角。“疫情前我们一天分拣七八百件货物,零零散散,大家没什么东西是特别集中购买的。封控后,民生必需的保障性物资订单猛增。”他留意了一下具体种类,一开始顾客买得最多的是方便面和挂面,现在,分拣最多的是纸巾和牛奶。

林家祥今年27岁,入职4年,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。封控后,店里的配送员没有了,店面基本也不再对外接散客零单,19人吃住都在这儿,随时上班。

配送员没有了,每个人都是配送员。每次收到货物、分拣完毕之后,林家祥跟着去送货。近一点的小区走路拎着跑一趟,远一点的、东西多一点的,凑够周围几家店的货用货车送。现在的上海,温度已经不低,他被包裹在“大白”里,两三百度的近视眼镜走不了几步就模糊一片,前面得有个人指着路,才能慢慢走。

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和同事相处过,聊天也变得比往常多了起来。先是聊工作内容,今天进了多少货,周围送了几个社区,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一下……再往后,大家开始聊自己的家里人,有没有红码啊,谁家里缺吃的啊,“各种乱七八糟的事”,用聊天来纾解工作压力。谁家有困难,就有人骑着小电驴去送点东西。一起打过仗,一个店里的人都成了兄弟。

作为店长,陈延山一直在关注趋势的转变。“我们现在在做各项准备,等到条件允许,就重新开店。”在重开之前,社区集单群仍是陈延山的主要工作方式。他们以小区为单位建群,收集需求和订单费用,然后按照订单分户分拣打包,写好门牌号,再统一送到小区。“目标是希望把我们周边所有的小区都能覆盖,保证基本物资的供应。”陈延山迫切地希望能走出家门,他怀念每天开店的那一刻。打开店门,老客人陆续光临,他站在门口打招呼,像朋友一样。

陈延山提着物资送货,几天后封控开始,他被居家隔离。受访者供图

三十个馒头

4月11日晚上11点,何敬敬收工往回走,他的手机不停地闪,消息一个接一个地发过来。他4月5日晚上在网上发出视频,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,说可以帮人跑腿买东西。当天,微信里就涌进一千多人。

何敬敬今年33岁,江西抚州人,2021年底开始跑闪送。这次上海疫情前,他每天的工作相对简单,去一个地方取货,再去一个地方送货。跑了几个月,浦东大大小小的地方何敬敬也跑了七七八八。上海封控开始后,他的工作内容变了。

一开始仍然是公司派单,他像往常一样上门,敲开门却没有货物需要取。“很多人说,师傅我是随便下的单,您能不能帮我买点米啊、买点菜啊之类的。”几天后,这种情况越来越多,“有的人说吃泡面吃得要吐了,还有人让帮买药买奶粉”。

他印象最深的单子是30个馒头。下单的是个山西人,说自己一天没吃饭,想吃馒头。何敬敬恰好知道哪里能买到馒头:“之前有个辽宁人,说他老爸消化不好,想搞点白面馒头,我留意了一下,就金桥那边有卖。”

这30个馒头,从金桥到南汇,送了35公里。“三袋馒头45元,大葱20元,一条烟160元。”这一笔账单何敬敬记得很清楚,“他最后给了我266元,说师傅我身上只有这点钱了,对不起。”何敬敬坚持不多要,对方坚持要给。

跑了几天,何敬敬心里压着一股自己说不上来是什么的情绪。4月5日晚上,他在网上发了视频,“本人上海小哥可全浦东跑腿代购不加价”,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。但第二天,他就把视频删了。“电话太多了,手机电量哗哗地掉。”

赵鞍(化名)则负责虹口静安宝山等地的送货。封控前他跑众包散活儿,因为是外地人,不熟悉道路,他每天的单子大概只有几十个,“比不上能力强的”。

最开始说封4天,赵鞍和一起租房的伙伴们都没出门。4天后,封控依然没有解除,活儿要干钱要挣,大家骑上自己的电瓶车,又跑了起来。

单量不多,几乎全是送物资。圈子里口耳相传,送货费与日俱增,但单子抢到了不一定能赚到,“买不到东西,你还得退回去”。

买不到的东西很多,方便面、自热米饭从一开始就被抢空,紧接着电饭煲也紧俏了起来。“很多人自己不做饭的,平时都吃外卖,现在你让他买米买面,他也没有锅碗瓢盆,电饭煲至少能将就。”陈延山说,三月中旬上海疫情刚暴发的时候,生鲜品和常温保存品需求较高,随着疫情封控的推进,一方面这些东西需求量仍然不减,另一方面卫生纸、卫生巾、牙膏牙刷等日用品的需求飞速增加,包括老人和婴幼儿的用品。

4月13日,上海大雨,钟鹏被困在一个桥洞里躲雨。受访者供图

“我想看看你”

在所有的订单里,赵鞍一直念念不忘一罐奶粉。那是个男人下的单,家里的孩子奶粉没了,他想要买0-6月龄的婴儿奶粉。

“我非常非常想帮他买到这一单。”赵鞍准确记得那是4月8日的事,对方没讲到底要多少罐。“哪怕一罐也行啊。我们当时没谈多少钱,我说我不一定给你买得到。”为了帮他买奶粉,赵鞍去了自己知道的所有母婴店,一家开门的都没有,赵鞍很失落,他不知道这个男人最后有没有想到办法。“希望他想到其他办法了。”

药、奶粉和尿不湿、泡面和自热饭……紧俏货是一个长长的清单,贴在还能穿街走巷的配送员脑子里。

何艳君是盒马员工,上海多地封控后,她和丈夫加入了一个私家车公益配送队,用自家的车给几百户居民送菜,18天里跑遍上海,历经3000公里。4月3日,何艳君在群里看到一条消息,一位妈妈需要给自己42天的宝宝买奶粉。“她的宝宝乳糖不耐受,需要喝定制的水解奶粉,这种奶粉我们店里也备得不多,当时找了几个门店才找到。”何艳君买了一个月的量送过去,孩子爸爸很客气,一直说谢谢谢谢,“当时他们叫各种跑腿,加价也没能买到,手里的奶粉只剩下小半盒,第二天就可能断奶。”

她仍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送货的情景。那是她第一次干配送的活儿,什么都不懂,物资没有打包、都是散的,身上也没带记号笔、没法给每一份东西写名字。她拎着一堆东西站在小区门口,和门卫解释自己是干什么的,然后又拎着一堆东西给收货人打电话。对方是个小姑娘,“你进不来的话,可以把东西放在门口。”两人打着电话沟通半天,最后小姑娘说,“你在哪儿啊?我想看看你。”

何艳君在电话里怔住了。她走到小姑娘能看到的地方,使劲挥了挥手,转身离开。“上车我就破防了。”她哭了一场,心里反复回放模模糊糊的这一眼,“这一刻我们像亲人一样。”

何艳君清点放在车上的物资,封控后她和丈夫加入了义务配送队。受访者供图

住在帐篷里的人

封控后,作为维持上海运转的螺丝钉,在勉力支撑的同时,配送员们也面临着自身的困境。

赵鞍每天只吃一顿饭,出门时身上带两个面包一瓶水就把一天对付过去。

对何敬敬来说,核酸检测的频率和吃饭一样。他每日一次去医院做核酸,每天也只吃一顿饭。最开始封控时,他和同事一人买了一袋馒头,一袋10个。他住在康桥,每天早上7点起床、8点钟出门,有时候他“真的也不想起床,或者想早点回去”,但是太多下单的电话微信让他停不下来。“人家说得太‘那个’了,我不知道怎么回绝。”

何敬敬的同事钟鹏是安徽阜阳人,在上海做了六年闪送,其间娶妻生子,全家人在宝山区租房居住。三月末,上海各小区逐渐实行封控管理,宝山是郊区,离市区二三十公里,钟鹏为了继续工作,和徒弟住进了公司统一配备的临时帐篷。

帐篷扎在高架桥下面的空地,每天凌晨五点多,过往车辆的声音从头顶传来,将钟鹏唤醒。两大桶矿泉水放在帐篷里,他端着口杯到附近的空地,简单洗漱一番。如果核酸检测到期的话,他会起得更早,在凌晨四点半就动身去医院做核酸,做完核酸,从车里保温箱取出囤积的饼干吃上几块,最迟七点钟,钟鹏会接下当天的第一个单子。

正常的话,他一天能够接下三十几个订单,“需求量太大了,这家没有水了,那家又没有挂面了,都是这样的订单。”有的人会指定超市和餐厅,有的人只是说“方圆三公里之内随意购”,在哪个超市购买并不重要。现在超市越来越少,很多东西他买不到,只好跟买家沟通,“能不能就买这几样?”对方不会生气,只是连连道谢,完成订单后还会给发去一个打赏红包,五块、十块、二十块。

他们偶尔也会碰上被困人员的坏脾气。

饿了么黄浦区浙江中路配送站站长陈海建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,就是一个投诉。“那天早上下着很大的雨,当时顾客所在小区正进行密接封控,有位顾客下单叫了一份早餐。”陈海建说,骑手冒雨送到时,正好赶上“大白”在交接班,按照规定,所有进入小区的食物都要经过“大白”消杀之后送餐。

因为等着“大白”交接班后消杀,这份早餐因此耽搁,骑手站在雨里,等待了近半个小时。“顾客也在生气,根本就不听我们解释,觉得我们是故意去晚了,害他没吃上早餐。”“过了半天,这位顾客打电话,说自己之前太急了,向我们说对不起。”

4月13日,陈海建正在居家办公进行订单调度。受访者供图

做好最后一百米的到家服务

一般的饿了么大站会有一百来个骑手,小站也会有三四十人。疫情前,浙江中路站有105个骑手,而疫情暴发后,由于小区的封控管理,站内只剩下了10个骑手。

“疫情前工作日的日均单量可达3500单左右,从快餐、饮料到柴米酱醋、零食,都会有配送。而现在,一天配送的单量只有大约500单,主要是生活物资和医药,我们负责的区域内,能备货的商户不到10家。”陈海建说,疫情期间,他们每天的后台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,由10个骑手分成两批值守早晚班,保证任一工作时间内都有骑手配送。

崔东东是饿了么物流服务商上海大区的运营管理,他主要负责该服务商在浦东、黄埔、长宁等五个片区大大小小近二十个站点的统筹管理。在他负责的二十个站点内,加起来会有七八百个骑手,而现在共计也就一百多。“已经对接了安徽调派过来的十几个骑手。”崔东东说,从安徽调派过来的骑手被安置在订单多、人员少的站点,解决人手急缺的问题。

疫情后,运营管理的工作重心有所转变。“个别骑手出现了恐惧和焦虑的心理,我们也在尽力安抚”,崔东东说,目前遇到的困难是返岗返工、订单恢复的问题,“少部分外卖小哥在封控时期会产生心理压力,或是在一段时间的居家后,跑单的积极性降低,我们现在推出跑单活动和补贴政策,希望刺激复工骑手积极回到工作中来。”

根据媒体报道,封控前,上海的骑手总人数在8万名左右。4月6日上午,在上海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,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称,目前本市主要外卖电商平台每日骑手上岗人数约1.1万人。

在4月7日上午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,上海市副市长、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人陈通表示,上海支持保供企业在全国统筹调配资源,引进充实新的保供人员。“允许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区的快递小哥等保供人员,走出封控区,回到保供岗位。”陈通说,上海市政府将统筹邮政快递顺丰等物流资源,对接电商平台,补足配送力量,完成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任务。“我们要求每个社区发挥志愿者力量建立专门配送队伍,做好最后一百米的到家服务。”

4月11日晚上11点,何敬敬开始送当天的最后一单。送完这一单,半个小时后,他能到家。

赵鞍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,这几天,他在路上看到的“同行”明显比往日多了些,能买的物资也多了些,他感觉情况在好转。

钟鹏在帐篷里,给妻儿发去视频。家里吃的还够不够?娃娃们学习怎么样了?这些都是他操心的事。高架桥悬在脑袋顶上,夜里车辆碾过,鸣笛声和震动声曾经让他很不安稳,但经过这十多天,这一切已经成了习惯。他拢拢身上的衣服,倒头睡去。

4月11日,钟鹏和他在高架桥下的帐篷。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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